法律的生命是现在的经验，不是过去的经验。
这个案件告诉我们，在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司法系统内部的监督又往往流于形式，而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当事人可以通过普遍联系的原理或近或远地与司法工作人员取得联系[4]，于是司法腐败、徇私枉法难以避免。其三，可以消除民众的误解和偏见。
例如，高尚老师认为：我国陪审制与美国的陪审团制的民主理论基础不同，两者的融合存在着文化背景的障碍，我国目前的司法状况不适合实行陪审团制度，因而我国不宜采纳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而应该走类似于日本的第三条路[26]。迄今为止，人类发明了两种制约权力的方法：一种是用权利制约权力，另一种是分权制衡。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规的习惯，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13]。权力正如江水，如果得到合理控制，就可以用于发电、航运、灌溉，造福于人民。然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却远未达到这一目标。
2007年韩国也主要吸收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颁布了《关于国民参与刑事诉讼的法律》[29]。这样一种结构不仅在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原则下难以胜出，而且在心理上难以让他们坚持己见。由于地方人大尤其是省级以下的地方人大的宪法确定的地位尚未真正确立，或者说其现实地位与宪法确定的地位还有较大的反差，因而其对地方行政规范的监督乏力或不到位。
概言之，良法应具有人民性、科学性、程序性、正义性的基本特征和要素。尤其是在地方利益甚至权势利益的驱动下，这些问题还将更加严重。由于受制定过程中的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制定出来的地方行政规范或多或少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三、责任追究：责任主体、责任形式、追究机关、追究程序。
而良法的基本标准包括实质标准与形式标准两大类。《纲要》第29条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规章、规范性文件提出异议的，制定机关或者实施机关应当依法及时研究处理。
和谐一致是良法的首先要求，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地方行政规范制定的首要原则。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在对司法加大监督力度的同时，也对由其任命的地方政府工作部门的领导进行工作评议。但目前对地方行政规范已有多种救济方式，特别是由于行政权力固有的等级序列性，直接的独立审查制度在行政复议中的确立，因此尚须进一步探讨。该原则要求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机关须在其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行使制定权，包括制定地方行政规范须有法定的制定权和制定内容不超越其职权范围。
在刑事追究中应对被告人的人权予以保护已成共识，其他形式的责任追究应当体现人性关怀当然更是不言而喻的了。[②]与更高层次的立法一样，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同样必须在原则的指导下进行。因此也可以说，责任是做好一切事情的保障，无责任即无保障。所以，要让地方行政规范在我国现代化法律体系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且将其消极性降到最低程度，还必须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时，强调其从实体规定到立法程序上体现民主、吸纳民意的原则。
后者指包括国务院制定的法规和有法规制定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两类。有责必究，不仅需要实体上的责任规定，更要依靠良好的程序来保证其在责任者身上得到及时而严格的实现。
另外，和谐一致原则也与依法行政原则有所差异，前者包含着纵向与横向（内部）两个方面的和谐。所以，对于地方行政规范，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予以监督，而且这种监督相对于行政内部监督和司法监督，是最具权威或者说最有效力的一种监督。
即对于已被确认为违法地方行政规范，由该文件的制定机关依法主动或根据赔偿权利人的申请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予以理赔，并允许赔偿权利人提起行政赔偿复议或行政赔偿诉讼。对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市、县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基于地方行政规范立法的低层次性和贴近实践的特质，结合考虑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立法上存在的具体问题，本文认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是地方行政规范良法化所特别需要强调的： （一）和谐一致。因此，本文认为，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切实担负起宪法和组织法明确规定的职责，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对地方行政规范的监督之上。《纲要》第13条指出：要按照‘谁决策、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实现决策权和决策责任相统一。监督的种类依其性质或监督源，可划分为行政内部监督、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以及社会力量监督等四类。
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7页。良法化不易，持续而持久的良法化更是困难重重。
一、制定原则：和谐一致、坚守权限、注重效益、吸纳民意。地方行政规范制定中的注重效益原则，就收益上说，就是要求所制定的地方行政规范要有利于行政管理治者履行职责，对社会调整要有良好的实际效用。
赔偿责任的追究机关，可以按照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来确定。这里涉及对公权法定的正确理解问题。
[③] 经典的良法标准通常是实质标准，比如，亚里士多德的良法标准是：第一，良法的目的应该体现和保障公众利益。最近发生于某省的高速公路收费与执行救护任务的120急救车免收的规范打架，引致病人因救治被耽误而死亡的人命事件，就是一个规范打架的活生生的典型例子。这哪是在细化？简直是在践踏法律、毁损法律权威。根据宪法第108条和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59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命令。
但这只是应急的措施，更为重要的还是健全地方行政规范制定与监督制度并予切实实行，以确保地方行政规范普遍而不断地成为良法。[⑩]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行政诉讼法解释释义》，中国城市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这一规定体现了对社会监督重视，但毕竟还只是纲领性的规定，尚须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并且予以切实的贯彻。依本文之见，强调公民立法参与的程序和制度保障是极为重要的，但是矫枉过正式的、从重实体轻程序的一个极端走向重程序轻实体的另一个极端的观点，多少有点不够辩证之虞。
----------------------- [①] 我国目前的通说否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法源性，导致其理论本身陷入自相矛盾和规范性文件无所归属的尴尬境地，也不利于规范性文件应有作用的发挥和法学界对其研究兴趣或重视程度的提高。前者是制定出作为良法的地方行政规范的重要保证。
这是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大决策，必将促使规章以下的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地方行政规范）的制定率与使用率的大幅提高，其在行政执法中的作用自然也就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12] 李龙主编：《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页。这是只宜对责任人的责任，还是也应适用于行政机关的责任，尚需进一步检讨。因地方行政规范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而发生行政争议的，可在提起行政复议时向复议机关一并提出审查申请。
我国实行的是一权之下的两权分工。4、不及时处理咋办？需建立追究责任人责任的责任追究制度。
效益是成本耗费与收益取得之间的比例，收益大于成本才有效益。李雪沣：话说公众参与立法，《法制日报》2004年5月13日第8版。
[⑦]相反，北京市政府在其规章立法过程中采纳民众意见，删掉地铁禁乞内容和停止出台含有对外地施工企业歧视意味的规章，则在吸纳民意方面为地方行政立法树立了典范，颇值得借鉴。宪法第104条、地方人大和政府组织法第8条第11项、第4条第8项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